”程瑀说:“人君亦何为哉?相与论道者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点击数: 发布时间:2018年12月17日

  赵匡胤选择了第三条道路:认可既成现实,沿用唐—五代构成的全体轨制框架,并在内部作渐进之改良。

  清承明制,清朝建国者却是对朱元璋的创制天才赞扬有加。顺治曾问大学士范文程、陈名夏等人:“自汉高以下、明代以前,何帝为优?”陈名夏等人说:“汉高、文帝、光武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明洪武,俱属贤君。”顺治又诘问:“此数君者,又孰优?”陈名夏答道:“唐太宗似过之。”顺治说:“朕认为历代贤君,莫如洪武。何也?数君德政有善者,有未尽善者,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、不知大体规画周详。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。”对此,我只能送上四个字:臭味相投。

  他分置司寇参军(司理参军)与司法参军,创立“鞫谳分司”之制,立意仍是为了分权与制衡,用宋人的话来说,“狱司推鞫,法司检断,各有司存,所以防奸也”。

  这是太祖对唐—五代轨制遗产的不动声色的革新,如斯,新旧友替,天然过渡,不消推倒重来,避免了大破大立可能诱发的政治动荡。

  说“二权分立”,并不是今人对于宋制的穿凿附会,宋朝士医生已几次将台谏官与执政官对举,如欧阳修说:“皇帝曰不成,宰相曰可;皇帝曰然,宰相曰否则:坐乎庙堂之上与皇帝相可否者,宰相也。皇帝曰是,谏官曰非;皇帝曰必行,谏官曰必不成行:立殿陛之前与皇帝争长短者,谏官也。”程瑀说:“人君亦何为哉?相与论道者,台谏也;相与行道者,宰执也。全国之理,不外是与非;全国之事,不外利与害。台谏曰是,宰执曰非,人君察焉:果非也,过在台谏,不在宰执;若以是为非,则宰执何所逃罪哉!宰执曰害,台谏曰利,人君察焉:果利也,过在宰执,不在台谏;若以利为害,则台谏何所逃罪哉!”

  自晚唐—五代以来,地方权势巨子丧失,方镇、武臣节制了一地军政、民政、财务与司法大权,此为五代祸乱之源。建隆二年(961),赵匡胤曾问策略臣赵普:“全国自唐季以来,数十年间,帝王凡易八姓,战役不息,生民涂地,其故何也?吾欲息全国之兵,为国度长久计,其道何如?”赵普说:“此非他故,方镇太重,君弱臣强罢了。今所以治之,亦无他奇巧,惟稍夺其权,制其钱谷,收其精兵,则全国自安矣。”但若何“夺其权,制其钱谷,收其精兵”,也是一个问题。

  因而,宋太祖对唐—五代旧制的革新,大体上都是环绕“分权与制衡”的重心展开。后来太宗继位,即位诏书称:“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,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,规律已定,物有其常。谨当遵承,不敢跨越。”那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”八字,道尽太祖立制之精力。

  赵宋立制的起点,虽然是为革五代兵骄将悍、内轻外重之弊,但太祖的目光并不止于此,他曾与赵普论事,自言“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全国,所创法度,子孙若能谨守,虽百世可也”。太祖有他的久远方针,那就是确立一套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轨制。那若何维持长治久安呢?太祖基于五代教训,认为首要就是防止任何一方的权力不受节制。

  轨制的构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,到宋仁宗朝,“二权分立”之制才算完成、定型。仁宗朝也因而被宋代士医生公认为政制最优秀的期间,是值得效法的典型。我试举几例:

  范纯仁言:“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,一无所疑,凡所差除,多便从允,而使台谏察其不妥,随事论奏,小则放行更正,大则罢免随之,使君臣之恩意常存,朝廷之纪纲自正,是以四十余年,不劳而治。”

  唐朝的典范政治轨制为《唐六典》。《唐六典》规划出一个整合的国度管理轨制系统:三省、六部、九寺、五监,权责分明。但中唐之后,这一典范官制已为姑且差遣所摆荡,“省、部、寺、监之官备员罢了,无所职掌,别领表里任使,而省、部、寺、监别设主判官员额”,好比户部尚书并无执掌户部之权,而由另一位领有“判户部事”差遣的官员办理户部。本官与职事发生了分手。赵匡胤立国,官制袭用唐旧,官与差遣两套系统并行,“官以寓禄秩、叙位著”;“而差遣以治表里之事”。但若仅仅如斯,则不成言太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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